三四十年代，胡风主编《七月》、《希望》以及“七月”丛书时，刊发了包括丁玲、艾青、田间、胡征、鲁藜、鲁煤（牧青）、贺敬之（艾漠）等在内的大批解放区作家的作品，如骆宾基所言，“起了一种在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的精神桥梁作用”（《怀念胡风先生》）。
与此同时，他长期工作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，与周恩来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。姑不论30年代中前期与冯雪峰的友好交往具有某种便利，单从30年代末期到整个40年代他因熟识周恩来而带来更大的方便，可以说其间有无数次的机会去延安。然而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作出这种选择，而且有两次竟是婉言拒绝了中共领导人的建议。
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话题。
根据《胡风回忆录》记载，第一次发生在1939年5月24日，是董必武转达周扬及他自己的动议。
胡风写道：
那天中午天放晴了，热得很。董老来看我，他穿的天蓝色纺绸长衫都给汗水浸湿了……他坐下后同我谈到他这次从延安来，周扬托他带个口信，说是请我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做中文系主任，他问我愿不愿意去并且说那里有好些年青人呢。我听了这话有点吃惊：周扬怎么会想到请我？我应该答应吗？……这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，只好回答说，“能让我考虑一下吗？再说，延安人才济济，何必请我去呢？”他说，“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。”我说，“那倒也对。等我考虑好了再说吧。”
四五点钟时，收到周副主席的来信，是他的警卫员送来的，约我夜里去会他。这次，我把我的工作和自己的看法都同他详谈了。最后我说，留在外面至少可以给国民党一点不痛快，用笔凿穿一下他们的鬼脸总是好的吧！周副主席同意我的决定，还说，“国民党地区需要能公开出面的人，不一定非到延安去不可。这事我同你向他们说明一下，你留下吧。”同时，他又给了我一个任务，要我劝说梁文若不要和吴奚如谈恋爱，这对党的影响不好。“朱惠又不同意和吴离婚，叶以群也不会愿意的。因为你是他们的朋友，还是由你向他们多做做工作。”我只好答应了下来。（《胡风自传》）
另一次是在皖南事变后，为了表示对国民党的抗议，中共动员著名文化人士离开重庆，到延安，或去香港，或转新四军。
《胡风回忆录》中说：
（1941年2月初的一天）晚上，我被周恩来同志约见。他向我讲述了以下情况，我也对他说了自己的看法：“国民党在政治上失败了，我们正应该在重庆和他顶。他如捕人，就会更加重他在政治上的失败。”但恩来同志说，撤退固然为了保存干部，但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积极意义，那就是向国民党表示抗议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当然应该走了。
举家出走对我来说不是件小事，我和M（梅志———引者）商量究竟去哪儿。M赞成去延安，她说，到了那儿，孩子们可以进托儿所，她能参加工作，我也不必为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发愁了。这多年的难民生活，她带着两个幼子，也真苦了她。能到革命的延安去过一种新生活，当然是我们所向往的，但我总觉得去这么多人恐怕也做不出什么事来，我就对M说，一切都由周副主席安排吧……
3月17日下午5时，我又到了重庆。晚上，宿于50号（八路军驻渝办事处——引者）。12时后，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，后来问我：“到延安去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当然好啊！”他考虑了一下，说：“还是到香港去吧。”
关于这一次去延安还是去香港的问题，人民文学出版社《胡风回忆录》与江苏文艺出版社《胡风自传》的两个版本，均略去了一段注文。最早发表在《新文学史料》上的文本，胡风还有一段注解：
“周副主席没有让我去延安，也许是看到我答话的态度不够积极吧。那时，梅志十分希望能去延安，因此还同我吵过。”
胡风两次放弃了去延安的抉择，是很值得回味的。依笔者之见，不能仅仅停留在胡风自己公开表述的与周扬之间存在隔阂，或者“去这么多人恐怕也做不出什么事来”等原因上。
这里，胡风是否有更深一层的难言之隐？胡风受到鲁迅的深刻影响，这一点或许也可以用鲁迅的态度作出解释。鲁迅生前，曾经拒绝去苏联参加作家大会，后来又坚决不肯去那里治病疗养。因为“回来以后，一定会陷进国民党不准他活动的困境里面。还有另外一种情况：如他自己所说，在左翼内部，一定要捆得他手脚不能动弹；吃了面包回来，还能不完全听话么？”（胡风《鲁迅先生》）胡风不肯去延安，大概也背负着相似的困扰。
此后，延安发动思想整风，并出现了所谓的“抢救”运动，依胡风与解放区作家丁玲、萧军、艾青以及去过延安再返西安、重庆的阿垅等的密切关系，不可能不对其实情有所了解，并因此在心中投下阴影。因而，他要始终在国统区保存着自己的思想和战斗空间。
最终，胡风从未去过延安——尽管经过他的手发表了一大批诞生在那块土地上的诗篇，甚至包括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关于《论鲁迅》的讲演。然而，如果他去了延安，结果会是怎样呢？历史不允许假设，但有一种假设认为，50年代的胡风事件可能提前发生10年，王实味的下场或许就是胡风的下场；而鲁迅如果活到“文革”前后，胡风的下场也难免成为他的下场。
（摘自《殉道者——胡风及其同仁们》，万同林著，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。）
